2016年11月2日下午在逸夫楼507室，医学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邀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学副院长，呼吸内科副主任李海潮教授进行“胜任力导向的医学教育背景、实践和再思考”的讲座，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各学院（部）、临床医学院、教学医院和湖北科技学院的近60名教师与研究生助教参加了本次活动。

李教授着重介绍了胜任力的起源、发展以及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介绍了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胜任力导向的医学教育的实践及对胜任力导向医学教育的再思考。

首先，李教授从胜任力概念的起源说起，胜任力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提出，他通过行为事件访谈法选拔优秀的“驻外联络官”（Foreign Service Information Officers, FSIO），找出了FSIO的三种核心素质，即跨文化的人际敏感性、对他人的积极期望和快速进入当地政治网络的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直接影响工作业绩的是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即胜任力（competency）。麦克利兰将胜任力定义为与工作绩效或生活中其他重要成就直接相关的知识、技能、能力、特质或动机。

常见的胜任力模型有加拿大皇家内科和外科医师学院的“CANMED”模型和美国的“ACGME”模型，虽然这两种胜任力模型都属于毕业后教育，但是李教授认为医学教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学生本科期间进行胜任力导向的教育对于学生培养是一个极好的衔接。“CANMED” 胜任力模型是世界上第一个胜任力模型，其核心是医学专家必须具备的角色内涵，包括沟通者、合作者、领导者、健康倡导者、学者和专业人士。

从1900到2000以来，医学教育历经三代改革，分别是以科学为基础、以问题为基础和以系统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临床医学的迅速发展，卫生系统面临许多新挑战，如技术创新、人群需求、专业分化和流行病学与人口学变化等，因此，教育一定要与科学发展相适应。面对全球范围内第三次医学教育改革，医学教育一定要适应医疗卫生事业的需求。医学人才的培养涉及到教育系统和卫生系统，需要两个系统密切协作，从培养过程开始应考虑到卫生人才市场和人群的需求。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调研，可以使我们的医生培养做到瞻前顾后，优化我们的培养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系统是可以影响卫生系统的，通过胜任力导向的医学教育，既要培养了解卫生系统需求的医学人才，还要有能力改变未来的卫生系统。在医学教育改革方面，应该关注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指导学生的学习层次从记忆式学习、形成式学习向转化式学习的转变，才能培养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医生；其中PBL教学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使学生逐步养成临床医生的思维习惯。

接着，李教授介绍了了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在胜任力导向的医学教育方面的实践。李教授认为胜任力导向的教学以培养优秀的临床医师为目标，需要和传统教学方式的有机结合，实现医学院校教学和毕业后教育的衔接；一方面，在传统教学中强化胜任力培养；另一方面，改革传统医学教育，为胜任力培养提供时间和空间，确定本科阶段切实可行的胜任力培养方案，调整教学计划，进行课程融合、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PBL、CBL、情景教学等）、临床实践手段多样化（SOAP、陪同检查等）和评价手段——形成性评价（Mini-CEX、DOPS等）等，最终减少课时数，增加临床实践和自学时间，让学生从临床表象中探究疾病发生的内在机制，密切了临床与基础以及临床学科间的联系，为能力培训提供了保障。从2006开始，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就开始实施基于问题的学习(PBL)和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2012年与加拿大皇家内科及外科医师学院（RCPSC）合作，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实践胜任力导向的医学教育；在本科阶段也借鉴了这种教育模式，具体设计是见习、实习和住院医师阶段学习模式和方法的衔接，核心是紧密围绕临床。通过明确知识逻辑结构、PBL教学等加强基础和临床的融合，明确胜任力的概念及培养方式——知识+能力。

最后，李教授介绍了“冰山模型”和“洋葱模型”，认为全面的胜任力素质不仅包含门槛性素质，还有鉴别性素质和变革型素质。“胜任力”不是岗位合格人才的基本标准，而是优秀人才的特征。医学教育应该为学生提供各种可能性，打造平台，激发医学生的各种潜在能力。本科教育应与毕业后教育衔接，进行“胜任力导向”的培训，知识、技能和能力并重，围绕病患、采用循证医学和文献阅读的方法，学会分析和处理患者的一切异常情况，进而解决临床问题，做到知行合一。

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李教授与现场老师就胜任力导向教育对课程体系的影响、如何开展PBL教学、临床教师教学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医学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育处